创建法治的市场环境，关键的是让民营企业和内资、外资展开公平公正合法合规的竞争。

从研究者的定位来说，我也建议有关部门不能只简单地说我这个数据最权威，还是有必要回应一些社会上说到的疑问。我的建议就是这方面至少可以从学术角度切入，更多地做一些讨论。

已经有了宏观政策方面很好的定位和必要的调整，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货币政策在稳健框架下更强调的是松紧适度，而且跟着的一句话主要是怎么松的问题，就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比如说PPP这种机制，前面一段时间给社会上的印象，是要对它做一系列的规范化调整，这是有必要的，符合波浪式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一个大发展局面以后稳一稳，但决不是像有些地方同志感受到的要叫停。总体来说，未来一两年能不能更好地控制这个下行过程，确认中国经济运行的由新入常，L型转换按照意愿实现，一定要在不确定性中掌握我们的确定性，就是在我们无可选择的事情之外，有我们可选择的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的必要性和非常明显的空间。PPP发展势在必行，我们现在追求的是稳一稳以后更好地让它可持续发展，那么它的规范化无非就是法治化、阳光化、专业化，结合好了，就是以可持续发展调动它的潜力。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的攻坚克难，要坚定不移扩大开放。

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于一个走向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来说，还是应该有一种包容性，在适当的方式和适当的范围内有所讨论，而且我的建议是管理部门可以更多考虑做出必要的适当回应。我作为研究者，我认为权威数据只能是来自统计局，因为你找不到别的替代系统。推进土地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将有力支持未来城市化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

通过市场流转，节约出来的土地资源才能得到有效利用，农民才能得到收入，也才会有资金和动力进行这种整治。图4. 中国国土资源的分布（2016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6、2017数据。其中，城市人口密度下降幅度最大，每平方公里减少了4840人。同期，乡村人口减少了30%，而村庄现状用地和乡建成区合计面积却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17%。

而且由于一部分人口的迁出，一些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已经闲置。不允许转让，是对他们合法权益的侵犯。

中国农村的村庄占地历来不够经济，因为很多村庄都是自然形成，没有规划，农民过去习惯居住独家独院的平房，条件简陋，但占地很多。在不违法占用耕地的情况下，这些投资既有效利用了土地资源、满足了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需求，也增加了农村居民收入、改善了农村面貌，有利于农村繁荣，是天大的好事。从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中国需要保护现有耕地数量基本不再减少。中国国土资源分布状况见图4。

政府为了扩大招商引资、做大GDP，往往低价或零地价向企业出让土地。对乡村人口的分析将基于国家统计局数据。很多县城的建设也有同样问题。这需要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有些地区乡镇企业没有发展起来，按照上述规定就意味着这些地区无权进入土地市场。其三，按照某些规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中只有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才能转让，而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又被某些行政部门严格限定为乡镇企业用地。

况且农民拥有的是宅基地的永久使用权，对宅基地的权属关系强于城镇居民的70年土地使用权。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将对促进农村繁荣、缩小城乡差别做出巨大贡献。

城市居民购房，同时就买了房屋所在土地的使用权，出售商品房的同时也就转让了土地使用权，没有任何现行法规禁止土地使用权转让或只许对某一类人转让。还有更多的迁徙者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不能携带老人、儿童随迁。不过考虑到全国各地瞒报占地、未批先建等违法占地的情况层出不穷，统计显示的耕地减少趋缓现象可能不真实或要打很大的折扣。这些情况说明，土地资源的配置同样需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其二，因为未开放土地和房屋流转市场，农村人口迁往城市，但空置的宅基地不能合法转让，农民的合法财产权益无法实现，还阻碍了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政府要推动交易平台的建设，但应委托中立的第三方管理。

村庄原来占地面积很大，但农舍大都破旧简陋。远离城市的农民同时也参与了城市化进程并分享了收益。

每家每户门前还预留了花坛和停车位。通过交易，成都市的房地产企业也获得了建设用地指标，可以占地进行房地产开发。

近年来一些城市居民到农村投资购房建房用于休闲度假，一些商家在农村投资经营农家乐、休闲观光农业。这个因素应能够抵消居民居住条件改善和城市道路增加导致占地增加的因素而有余。

图3. 城市、县镇、乡村的人口密度变化（万人/平方公里） 数据来源：同表1。图1. 城市、县城和镇、乡村人口的变化（单位：亿人） 数据来源：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交通运输和水利设施占地7万平方公里。涉及土地质量的差异，可以按质量等级设置折算系数，不必是简单的一亩换一亩。

在地方政府独家征地、独家卖地的现行土地制度下，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卖地收入，刺激很多三、四线城市过度推动房地产开发，导致房地产供应过量、占地过多、空置严重。因为导致今天农民离开住所的基本原因是进城就业。

农业已形成稳态的生产方式，具有相当规模的家庭农场成为基本单元。政府可以帮助农民组织村庄整治，但不得违背农民自愿原则，严禁侵犯农民利益。

缺乏土地资源的城市在占补平衡条件下获得了需要的建设用地。如果出现了过多占用土地资源的情况，必然存在土地资源的错误配置。

当然，政府的土地资源管理和建设规划也必须做到科学合理，避免由长官意志主导，同时还需要与时俱进，充分研究考虑市场趋势和动态，并根据现实情况变化随时做出必要的调整。至于进城人口因失业而生活无着的风险，正是普及城乡社会保障应解决的问题，而靠不能变现的宅基地对农民并无帮助。如果农场主的住宅转让作非农用途，自然也就意味着整个农场的荒废。统计局年度人口数据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为基础，相对可靠，但缺点是没有公布分城市、县城和镇的人口数据，不便分析。

图1显示了上述时期城市、县城和镇人口迅速增加和乡村人口迅速减少的情况。通常一个家庭农场少则拥有十几或几十公顷、多则上百公顷土地，该家庭的住宅通常也是农场管理、仓储、机械存放和维护场所，因此和农地的用途紧密相连。

同时需要推进政府改革，改变政府激励机制，实现从GDP为中心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城市土地越占越多，面积越摊越大。

县城和镇人口增长了150%，而县城和镇建成区占地面积增长了260%，也明显快于人口增长。特别是在城市，近些年来居住区和商业区域的土地容积率都有大幅度提高，大量高层建筑拔地而起，替代了中低层建筑。